中澳建交后，根据两国教育部门协议，我国陆续派出好几批公费留学生，每批人数一二十人，学习时间一般是两年。除个别学理工的在澳科研单位进修、实习外，主要被分配在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学习英语。

记得当时在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学习英语的留学生，开始时租用民房当宿舍，自己起伙，留学生过的是集体生活。我常到他们宿舍去探望他们，看到他们住房有限，设备不全，不可能每人都有书桌，有的只好以行李箱架在凳子上当书桌。后来，使馆为留学生买了住房，条件才有所改善。留学生都非常勤奋刻苦，使馆周末邀请他们到使馆看电影，重大节日举办联欢会，也邀请留学生来使馆做客，表演节目。我特别爱与年轻人打交道。有一次在联欢会上，我朗诵了一首《回忆抗大》的长诗，诗中描绘了抗大学生抗日救亡不远万里投奔延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如何学习、生活的情况，以此来勉励留学生发扬优良传统，好好学习，将来回国服务。联欢会后，不少留学生传抄我的这首诗作。

每年暑假，为锻炼留学生，提高其英语水平并熟悉澳人民生活习惯、密切澳中人民的友谊，使馆通过各地澳中友协安排留学生到澳中友协会员家中居住。当时澳中友协南澳(首府是阿特雷德)分会主席伯恩斯先生，每年暑假总要为安排来南澳居住、生活的中国留学生花费大量心血。

伯恩斯先生1918年生，出身海员工人家庭，他在一次码头劳动时发生工伤事故，不幸摔断了双腿。中澳建交后，他是澳中友协南澳分会创始人，在澳中友协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对外友协曾特地邀请他来华治疗双腿。1974年，在上海一家医院安了假腿(膝盖以下)，他对此非常感激。他每年为了安排中国留学生居住、生活，拄着拐棍，迈着一双假腿四处奔走，查看留学生的居住条件，并多方联系，安排留学生去港口、工厂、监狱参观。

每年中国国庆前夕，我代表使馆前往阿布雷德参加澳中友协举办的庆祝盛会。伯恩斯先生又忙前忙后，还曾特地邀请我到他家中住宿一晚。他家境并不富裕，两层小楼，卧室内家具摆放很简单。伯恩斯夫人和蔼可亲，做了许多可口的佳肴招待我们。席间，他谈及从使馆借来的电影片如何在当地放映的情况，谈及澳人民如何喜欢电视转播的板球比赛，谈及他如何协助当地政府接待来南澳参观的我国各种代表团的情况等等。从其言谈充满着对新中国的热爱，他默默地、不辞劳苦地为澳中友谊这块新开发的神圣土地辛勤劳动着。

1979年国庆前夕，我回国休假，我出国前供职的国家外专局领导向外交部提出，因外国专家局工作开展急需我重回外国专家局工作，于是我又重回外专局任副局长，1980年12月我任局长。大约在1982年，伯恩斯夫妇应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华访问。我闻讯之后，即与对外友协联系，设宴款待伯恩斯夫妇。老朋友重新见面，格外高兴，宴会后合影留念。

如今，当我凝视这些珍藏至今的合影照片时，我站在这对为澳中友协做出巨大贡献的夫妇中间，看到他们慈祥、笑容可掬的脸庞时，仿佛又把我带回到当年曾住在他们家的种种美好情景中。然而，岁月不饶人，人生有生离死别，那次见面竟成我们之间的诀别，伯恩斯先生1983年因病仙逝了。

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我与他同年出生，值此中澳建交30年之际，我深切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中澳友谊做出过不少贡献的伯恩斯先生。(撰文/吴凡吾 本文作者为国家外专局原局长。)